坚持规范和高标准运营，坚持持之以恒的理念，才能消除恐慌，取信于民。这是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和谐共存的最终之道，也是消除民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的最优之道。

　　垃圾焚烧企业在整个行业洗牌过程中，“做大不等于强”，“做好才等于做强”。企业不只要追求规模，更要追求质量，追求极致，做到最好才符合公众的根本需要。

　　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公众所需要的是运营企业对环保承诺百分百的兑现。但是，不断拉低垃圾处理费，以低价中标的方式为后期不规范的运营埋下伏笔，令整个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日渐显现，最终会加深公众对垃圾焚烧行业的误解，使“邻避运动”演变得更加激烈。

　　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我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约4亿吨，建设垃圾5亿吨左右，此外，还有餐厨垃圾1000万吨左右。

　　另一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占地80多万亩，且垃圾产生量仍以5%~8%的速度增长，占地量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垃圾围城”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危害已经凸现，给中国城市敲响警钟。如何有效处置这些垃圾，成了摆在管理部门的一道难题，也催生了一大批垃圾焚烧企业。

　　焚烧处置何以脱颖而出？

　　传统垃圾处理方法都存在不同问题，如填埋占地面积大，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堆肥易产生恶臭和异味，难以继续大规模应用。

　　目前，传统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是焚烧法、填埋法和堆肥法，这些处理方法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垃圾焚烧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多年来一直未曾化解。

　　填埋法既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导致大气和水源的二次严重污染;堆肥法则占地面积较大，且易产生恶臭和异味。

　　以北京市为例，当前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每天要制造近2万吨的生活垃圾。30年前，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都被运到郊区的农田里做肥料。在当时看来，并无不妥。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生活垃圾中出现了金属、塑料、玻璃等难以降解的物质，这样的垃圾已无法用于农田堆肥。

　　另外，北京市郊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占地面积巨大的垃圾填埋场，虽然它们曾功不可没，帮北京市“吞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但生活垃圾填埋处理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

　　如垃圾散发的特有恶臭气体污染，填埋过程中垃圾降解发酵产生的填埋气体污染，垃圾堆放和填埋过程中，以及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等作用、雨水的淋滤、冲刷以及地下水的浸泡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渗滤液污染，填埋场恶臭引起蝇虫集中造成的污染等，这些都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同时，日趋严峻的土地供应政策，也无法满足大型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在公众高度重视自身健康和安全的今天，填埋方式显然已经难以继续大规模的使用。

　　“垃圾用来填埋本就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北京某能源公司负责人表示。

　　王兴道还认为，生物处理方式严重依赖垃圾分类，在当前国情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焚烧处置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焚烧法的优点是处理量大，减容性好(一般可缩小体积90%)，无害化彻底，残渣性能稳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次污染，并能回收热能用以取暖或发电。

　　然而，这项国际上公认的成熟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却并非顺风顺水。

　公众为何疑虑重重？

　　公众对现代焚烧技术能否有效分解二恶英存有疑虑;当前各家企业技术和实力参差不齐，行业内存在多种运营水平的情况。

　　众所周知，垃圾中含氯的塑料制品在焚烧时会产生二恶英。二恶英是多氯代二苯并对二恶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的总称，总计有210种化合物，其中17种有较高毒性，具备生物体积累性、放大性以及持续性的特点，严重时会危害人身健康。

　　国内公众正是被二恶英牵动了敏感的神经，然而这在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倬舸看来，“这种担心是被‘放大化’了”。

　　李倬舸表示，尽管当前的现代化垃圾焚烧技术能够将二恶英有效分解，但民众仍旧对此持有疑虑，因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

　　据了解，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和欧盟是垃圾焚烧技术最成熟和标准最严格的区域，当地民众对于焚烧厂的建设却非常理性，因为他们经历了从简易焚烧到现代化焚烧的一个漫长过程，也经历了焚烧厂从手工作坊式管理到规范化管理的变迁，更度过了从高数值二恶英排放到极低数值的过程。

　　而国内在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后，无论从设备、工艺角度看，国内现代化垃圾焚烧技术已经接近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后的烟气如果能在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停留超过l两秒钟，高毒性的二恶英就会完全分解。焚烧发电厂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样的工况条件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果垃圾的含水量过高，或者生产控制稍有偏差，则会因为燃烧温度不足而产生大量二恶英成分。这也正是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民众所担忧的结果。

　　“国内垃圾焚烧市场准入标准正在逐渐完善与提高，当前各家企业技术和实力参差不齐，导致行业存在多种运营水平的情况。”李倬舸对记者坦言，垃圾焚烧行业是高技术含量行业，只有行业内企业都认清楚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涉及百姓民生的基础设施，是解决污染的设施这一核心属性，坚持规范的运营，坚持高标准的运营，坚持持之以恒的理念，才能消除恐慌，取信于民。这是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和谐共存的最终之道，也是消除民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的最优之道。

　　李倬舸分析，从目前国内和国际上的技术来看，一些垃圾焚烧企业和公众之间矛盾的发生，其实从技术上和管理上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企业规范操作，进行透明公开的管理，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行业健康发展靠什么？

　　资本的关注与集中使整个行业逐渐浮躁，部分资本短期逐利的属性导致多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相关部门应切实加强监管，企业更要注重追求质量。

　　2014年，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以及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出台，国家逐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及排放标准，勒紧了监管的“紧箍咒”。其中公众最关注的二恶英类控制限值比之前标准收严10倍，与欧盟标准一致。

　　对此，深圳市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许金周认为，此举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利好消息，或将推动行业的洗牌，一些行业内技术落后，或者环保意识差的企业，也将被淘汰出局。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也指出，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污染控制要求，其中，公众最关注的二恶英类控制限值与欧盟标准一致，比现行标准收严了10倍，新标准的重金属等其他限值大多比现行标准严30%。

　　业内分析指出，环保门槛的提升可能会引发垃圾发电行业整合洗牌，一些中小企业会加速退出市场，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大公司有望在“大浪淘沙”中做大做强。

　　而李倬舸却认为，垃圾焚烧企业在整个行业洗牌过程中，“做大不等于强”，“做好才等于做强”。企业不只要追求规模，更要追求质量，追求极致，做到最好才符合公众的根本需要。

　　受益于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垃圾发电在过去几年成长非常快。

　　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15年，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十二五”期间，将新增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22.3万吨，若按单场日处理规模1000吨计算，也需要新增设施数量223座。

　　另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投资规模将达到3.1万亿元，其中固废行业达到8000亿元，较“十一五”期间同比翻两番，生活垃圾处理则是固废行业中最重要一环。

　　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垃圾环保处理项目吸引了国有、民营、外资各路资本。

　　然而，李倬舸对此却表现出了担忧：近年来，在城市生活垃圾快速增加、城市用地日益紧张的现实面前，焚烧成了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处理垃圾的主要途径之一，各大城市都在规划、筹建垃圾焚烧厂，愈来愈多的资本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然而，资本的关注与集中使整个行业逐渐浮躁，部分资本短期逐利的属性导致多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无疑是一个大的伤害。

　　李倬舸还告诉到，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公众所需要的是运营企业对环保承诺百分百的兑现。但是，不断拉低垃圾处理费，以低价中标的方式为后期不规范的运营埋下伏笔，令整个行业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日渐显现，最终会加深公众对垃圾焚烧行业的误解，使“邻避运动”演变得更加激烈。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和综合监管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切实按照新环保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进行管理，这样才能共同推动国内垃圾焚烧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源：中国环境报)